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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好病治不了心:后疫情时代怎么补救千疮百孔的心

发布时间:2020-05-21 | 发布者: 东东工作室 | 浏览次数:

  后疫情时代的心理援助

 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/刘远航

  发于2020.4.20总第944期《中国新闻周刊》

  已经是下午四点,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精神卫生中心门诊前仍然排起了长队。这是4月5日,从大年初三开始,中心的门诊一直没有停过,每次提前一个星期放号,常常是早上几分钟就抢光了。该中心主任、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心理危机干预专家组组长刘忠纯介绍,下周还将再增加一个专家门诊。

  “阶段性的急性处理已经告一段落。接下来的两周,我们要下沉到社区,这是我们进行心理干预的重点。后期干预需要政府的主导,也需要整合社会力量,单靠我们是不够的。”刘忠纯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。

  相比于SARS和汶川大地震,此次的心理救助更加组织化,但与之相对应的是,新冠肺炎所造成的心理冲击在空间和时间范围方面都更深更广,长期封禁的社区生活,反复不定的病情,都给心理的重建和援助增加了难度。

  清明公祭是社会心理的节点

  在心理咨询师杜洺君的印象里,2月7日是具有关键性的节点。这一天,李文亮医生去世,社会情绪达到一个峰值。当时疫情处于最严重的时期,不同群体的心弦都紧绷着,恐慌焦虑、抑郁烦闷,以及愤怒和疑惑,都很常见。从封城的1月23日到2月5日的14天里,心理热线共接到了510个电话。

  第二个具有节点性意义的时间是4月4日的公祭日。单从数量上看,咨询热线的压力在逐渐降低。3月的前10天,接到了285次,平均不到30次。而到了4月初,每天接到的电话降到了20次,相当于高峰期的一半。

  经历了两个多月的封禁,清明公祭抚慰了很多民众的心理,让长久得不到回应的公共情绪有了纾解的回音。“这是一个分界线,它给整个的社会心理一个很好的稳定剂,再到个人去承担家庭和个体的悲伤时,就会有较好的疏导作用。”杜洺君在接受《中国新闻周刊》采访时表示。他是湖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常务秘书长,在武汉封城当天组织开设了湖北心理热线,是湖北心协参与心理热线的首批心理咨询师之一。

  武汉已经进入到后疫情时期。如果说前期的援助以心理危机干预为主,后期的重点则是创伤后应激障碍(PTSD)和哀伤反应治疗。康复患者、逝者家属,以及医护人员,这些特殊人群的心理治疗需要更长久的时间。

  在杜洺君看来,个体有内在的支持系统,社会也有外在的支持系统。当个体的心理防线崩溃的时候,需要社会提供更多的精神堤坝。有时候,心理咨询师需要激发个体的内在潜能,但这需要社会的更多系统支持,包括政府、社区和社会力量。而在4月8日解封前后,武汉正逐步恢复,只是小区的管控仍然严格,心理的解封相对缓慢。

  幸存者的愧疚与哀伤

  整整一个月后,李建国才得知儿子去世的消息。疫情发生之前,儿子结过一次婚,离婚后带着女儿和父母一起生活。在李建国的印象中,儿子身体很好,从没生过什么病,感染新冠肺炎后,觉得肯定能扛过去。

  李建国将孙女和老伴隔离开来,独自照顾儿子,结果也感染了。两人住进了医院的重症病房,李建国在五楼,儿子在十一楼。最后一次联系,是儿子病重时的一通电话,觉得快不行了,让父亲赶快上来。然而他不能上去。儿子住院的时候,留的是李建国老伴的电话,也是她首先得知了儿子去世的消息。

  当时李建国仍然处于病重状态,老伴忍着悲痛,决定先不告诉他。一个月后,李建国康复过来,得知儿子已经去世的消息,一个人躲在洗手间的墙根下大哭。他先是感到愤怒,觉得家人不应该瞒着自己,后来理解了他们的决定。从医院转到康复驿站的时候,车子经过自己的家附近,他还是没有控制住,泪如雨下。

  3月31日,李建国14天隔离期满,次日就要回到家里。心理咨询师杜洺君到康复驿站所在的公寓对他进行心理疏导。这是杜洺君团队为李建国所做的第二次心理危机干预,他们聊了一个小时。李建国吐露自己的担忧,不知道自己回家看到儿子生前的东西,能不能扛得住。

  在杜洺君和团队成员进行心理援助的过程中,新冠逝者的家属被称作失亲者,而更特殊的是李建国这样,亲属之间相互感染,一方去世,另一方活了下来。“幸存者心里会有愧疚和自责,觉得没有照顾好对方。特别是老年人,恨不得说该死的是我,不是你。”杜洺君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。

  李建国今年七十岁,儿子刚刚四十岁,孙女不到十岁。白发人送黑发人,这让他感到痛苦。死亡突然被推到人们的面前,杜洺君说着,做出向前的手势。对于很多逝者家属来说,脑海中的最后印象不是临终的正式告别,而是最后一通来自重症病房的电话,或者是120转运到医院的那一次挥手。

  死亡变成了一则突然传来的消息。很多家属因此一开始拒绝承认亲人逝去的事实,或者并不表露自己的悲伤。杜洺君介绍说,心理干预的第一步是引导失亲者接受事实,宣泄情绪,其次是厘清责任,澄清那些愧疚。

  10%的医护人员会留下心理创伤

  最近,经常有认识的医生朋友来找刘忠纯,咨询心理问题,这几天就有好几起。随着武汉疫情几近收尾,很多医护人员有了休整的机会,重担一下子挪走,种种心理问题却随之而来,即使休息也无法缓解。

  长期的高强度工作让一部分人出现了PTSD的后续症状。他们经历了内心的振荡,在时间过去很久之后仍然会突然惊醒。“我们身体里有去甲肾上腺素,在疫情高峰时产生了一种亢奋感,跟打了鸡血一样,医护群体没有退路,只能顶上去,但是这种亢奋的状态是不可持久的,经过了一个月,甚至是两个月,需要及时休整,否则就跟弹簧一样,失去了弹性限度,就恢复不了了,就算休息,也还是觉得累。从心理的角度来说,这是一种职业耗竭(burnout)。”刘忠纯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。

  疫情暴发以来,刘忠纯跟全国各地的学术同行保持着紧密的联系,已经合作了多篇文章,发表在国外的专业期刊上,将已有的武汉经验分享给国内外的医学同行。

  他们发表于《美国医学会杂志》上的一篇文章对1257名来自湖北本地和外省的医护人员进行了调查统计,总结了常见的心理症状,包括压力过大(50.4%)、焦虑(44.6%)、失眠(34.0%)和心理困扰(71.0%)等等。其中,武汉本地医护人员相对更容易出现心理压力,而女性和中级职称的医护群体面临的压力更大。

  压力的来源是多重的。每天看到大量的死亡病例,很容易造成一种失控感。不断扩散的病毒延伸到了对自身的担忧,以及家人的安危。再加上工作环境和内容的临时性变化,以及隔离的状态,这些都成为了心理问题的源头,需要进行及时的危机干预,否则可能变成遗留问题,在疫情结束之后反复出现。

  李奇光来自陕西省精神卫生中心心身医学科,是陕西首批心理援助医疗队成员。2月24日,他随队来到武汉,被分配到武昌医院。

  一般的医疗队针对的主要还是病人群体的心理需求,但李奇光和他的团队将2/3的精力都投入到了武昌医院的医生和护士身上。他仍然记得,当时武昌医院所有的医护人员压力非常大,情绪也都很不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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